那些字迹歪斜的信纸总藏在樟木箱最深处，和外婆的玉镯、泛黄的粮票躺在一起。母亲说阿嬷年轻时在侨乡邮局工作，经手过无数封漂洋过海的信笺，自己却很少提笔——直到晚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症，她开始用圆珠笔在日历背面写字。

　　最初只是购物清单：“排骨半斤、小白菜两颗”。渐渐地，字句开始漫过格子线，变成给已故外公的絮语：“阿文，院里的桂花今年开得特别迟”。有张纸条上画着歪扭的巴士，旁边注着“永安里站台，小囡放学的地方”——那是我小学时每天等她接我的角落。

　　母亲整理遗物时才发现，那些塞在饼干盒、夹在相册里的纸片，竟攒了整整三铁盒。最早的一张墨迹已晕开：“1972年腊月，阿文寄来的海鸥牌缝纫机票，我留给小妹作嫁妆”。最近的字迹颤巍巍的，像雨蛛在纸上爬行：“今天有个穿红裙子的姑娘喊我阿嬷，她眼睛像极了年轻时的我”。

　　这些不成句的碎片没有邮票，没有收件人，却让时间露出破绽。我在某个秋日午后拼凑这些记忆的拼图时，忽然听见铁盒里传来细碎的声响——那是阿嬷用漏针的毛线，为永远停留在七岁的我编织的毛衣。线团尽头系着张对折的纸，上面只有一句工整的钢笔字，那是她中年时为替人写家信练就的漂亮楷书：“要久久地记住那些温暖的手温”。